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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于云南聘请百名媒体义务监督员，网上一度出现争议并质疑是否会给媒体戴上一道无形的紧箍咒。对此伍皓回应称，让报道阳光并不是要回避负面新闻，“我们所说的阳光的新闻、积极的新闻，不是以新闻事实的本身来判断，而是它产生的社会效果。”
碰到突发事件，“我们基本上是揭盖子的思维”
凤凰网：您这次来北京，是为云南“媒体学习日”邀请学者，今年记者节云南又提出“负责任媒体”建设，最近也是您履职满一年的日子，为何在这个时候推出这样的活动？想要通过这个活动实现怎样的初衷？
伍皓：云南省委宣传部一年来，在为媒体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方面，做了大量的工作，尤其我在充分发挥媒体的舆论监督作用方面。云南是全国第一家将媒体的舆论监督引入干部问责的省，在我们干部问责条例里面，明确规定可把媒体的舆论监督作为对干部问责的依据，这个在全国我们是第一家。
云南省还是第一家建立媒体舆论监督立项督察制度的省，就是对媒体的舆论监督报导，宣传部门要进行立项督察，要求必须解决问题，并负责任的向媒体和社会公众反馈。
云南省也是第一个对舆论监督进行立法的省，我们通过地方立法来充分地保护和保障媒体舆论监督的权利。今年以来，在宣传思想工作方面，我们的改革创新举措也比较多。比如说以前碰到突发事件的时候，可能很多地方会采取捂的态度，而我们基本上是用揭盖子的思维，来疏导公众情绪，达到疏导公众情绪的目的。就是有突发事件，我们都及时的向社会和公众通报信息，让社会和公众能够在第一时间了解到客观、真实、准确的突发事件信息，在这一方面，应该说我们的转变和推动的力度都非常大。
与此同时，我们也认识到媒体是社会公器，可以说媒体与社会公众的利益也是息息相关的。所以舆论监督的环境越好、媒体报导的空间越大，那么我们媒体越要自律、越要切实承担起社会责任。结合正在全国开展的新闻战线三项学习教育活动，所以我们又提出了“负责任媒体”建设的系统工程。这个系统工程就包括大家看到的一系列的举措，比如说我们对媒体的责任编辑都进行了轮训，然后我们也在编辑、记者中普遍开展九个“要什么”的大讨论，同时我们在记者节期间，向社会公开承诺做负责任的媒体，还征集百名媒体的义务监督员，这体现的是我们云南媒体的一种勇气、一种责任，也是一种信心。我们勇于而且愿意接受社会公众对媒体的监督。
云南是我们的边疆省份，也是民族贫困地区，我们传媒业的人才不如其他地方的多，我们的编辑、记者在工作和继续学习、培训的机会比较少，所以我们又提出设立媒体学习日，建立省级媒体的理论学习中心组。目的也是想进一步的加强我们新闻队伍的建设，让我们云南的媒体能够得到更大的提升。
伍皓回应媒体监督员质疑：让新闻阳光并不意味着回避负面
凤凰网：云南还聘请了百名媒体义务监督员，26家媒体向社会承诺，做“负责任媒体”。坚决放弃暴力、低俗、灰暗的新闻，让新闻更加温暖、阳光、有力量。就有网友提出疑问，这会不会是对媒体的一种变相控制和干预？
伍皓：我想可能是社会公众对这个过敏，我们所说的阳光的新闻、积极的新闻，不是以新闻事实的本身来判断，而是它产生的社会效果。这就比如说怎么来看待正面新闻和负面新闻的问题，有很多虽然看上去是负面的事件，但是报导它能够促进社会的改进工作，促进变革，那么它起到的作用应该是积极的、正面的，那应该算是阳光的新闻，就不应该算是灰暗的新闻。
我们说让我们的新闻更加阳光，实际上现在我们确实有一些媒体，我也是从媒体出来的，但是确实有一些媒体也有为了一些私利，为了一些广告费而做一些报导，确实未必见得了阳光。比如说就在我们那天向社会公开承诺宣誓大会，大家周围就有很多来上访的老人，这些老人就非常可怜，他们辛辛苦苦一辈子的养老钱，都被一家叫金座公司非法集资，他们参与了非法集资。可以说这些老人辛辛苦苦积攒一辈子的钱，血本无归，现在非常凄惨。但是老人们，那天为什么我们举行负责任媒体的承诺宣誓活动，会有那么多的老人来上访，就是因为我们有一些媒体为这个金座公司当吹鼓手，当时把金座公司吹的天花乱坠，很多老人说我们是看到你们媒体的宣传，我们才相信了这个公司，我们才把钱投给了这个公司。按理说，像这些媒体的报导，能说是阳光的新闻吗？算是见得了阳光吗？它可能就是为了金座公司能给他们几万块钱广告费。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承担社会责任，因为我还是那句话，我们媒体是社会公器，所以一定要为社会公众负责，要做负责任的媒体。